在當今全球科技競爭日益激烈的背景下，人工智能作為一項具有劃時代意義的關鍵技術，正成為各國競相角逐的焦點。美國國會近期推出的《禁用敵對人工智能法案》(No Adversarial AI Act)無疑是這一競爭格局中的重要一環，其背后蘊含著復雜的國際政治、經濟與科技因素，對全球人工智能發展以及國際關系都將產生深遠影響。

戰略遏制與安全焦慮交織

美國將人工智能視為維護其全球霸權地位的核心戰略技術，長期以來在該領域占據領先地位。然而，隨著其他國家，尤其是中國在人工智能技術上的飛速發展，美國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競爭壓力。

中國的人工智能企業如DeepSeek等在技術上取得了顯著突破，甚至在某些方面展現出超越美國的趨勢，這直接沖擊了美國科技股市場，引發了美國科技界的不安。美國擔心中國等國家利用人工智能技術在軍事、情報等領域取得優勢，從而對其國家安全構成威脅。

同時，數據安全與隱私保護問題也成為美國關注的重點。美國擔心外國開發的人工智能模型可能會收集、存儲和處理美國公民的敏感數據，進而對美國的國家安全和公民隱私造成損害。

此外，地緣政治因素也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美國一直將中國視為戰略競爭對手，在科技領域對中國進行多方面的限制和打壓，試圖遏制中國的發展。《禁用敵對人工智能法案》正是美國在人工智能領域對中國進行遏制的又一舉措，體現了其在科技競爭中的強硬態度和戰略焦慮。

嚴格限制與豁免機制

該法案由國會眾議院中特會資深議員拉賈·克里希納莫西(Raja Krishnamoorthi)和主席約翰·穆倫納爾(John Moolenaar)共同提出，并得到了共和與民主兩黨，以及參議院和眾議院的支持，其核心目的在于建立一道明確的“防火墻”，以將由包括中國在內的外國對手所控制的人工智能技術，從美國政府的敏感系統與數據中有效隔離。

該法案的核心內容，一是禁止聯邦政府使用由外國對手實體所控制的AI技術，明確將中國、俄羅斯、伊朗、朝鮮等國家或受其控制的公司所開發的AI模型列為禁用對象。

法案中，“外國對手實體”被明確定義為：外國對手本身；住所地、總部、主要營業地或根據外國對手國家法律組建的外國個人；外國個人或前述外國個人組合直接或間接持有至少20%股權的實體；或受前述外國個人或實體指導或控制的個人。

二是要求聯邦采購安全委員會(Federal Acquisition Security Council)列出上述國家開發的AI模型清單，并在法案頒布后不遲于60天內公開發布，且至少每180天更新一次，以應對新興威脅與新技術。

三是未經美國國會或行政管理和預算辦公室(Office of Management and Budget, OMB)的豁免，聯邦機構不得購買或使用清單上的AI技術，研究、反恐或關鍵任務需求等情況除外。

不過，法案也規定了一些豁免情況，如研究、測試或關鍵任務用途等情況除外，但必須提供書面理由并通知國會及白宮管理及預算局。具體而言，豁免情形包括：用于科學有效的研究(參照2002年《教育科學改革法案》第102條的定義)；用于評估、培訓、測試或分析；用于進行反恐或反情報活動；或為了避免危及關鍵任務功能的執行。

此外，法案還指示聯邦機構依據美國法典第41卷第4713條的權限，移除聯邦系統中的相關AI產品，以確保聯邦政府的信息系統不受所謂的“敵對”人工智能技術的影響。

利益博弈與價值沖突

對于該法案，美國國內存在著不同的聲音。

支持者認為，該法案有助于維護美國的國家安全，防止外國通過人工智能技術對美國進行間諜活動、網絡攻擊或軍事威脅。同時，他們也強調該法案能夠保護美國的知識產權，避免美國的創新成果被外國竊取或濫用，從而維護美國在人工智能領域的技術優勢。

比如穆倫納爾就表示，“美國必須劃定明確界限，敵對AI系統不應該在我們的政府內部運行。這項立法將建立一道永久性防火墻，將敵對AI擋在我們最敏感的網絡之外，因為入侵的代價太高了。”

然而，反對者則認為，該法案可能會限制國際間在人工智能領域的正常技術交流與合作，不利于全球人工智能技術的發展。他們指出，美國自身也可能會因限制使用外國先進的人工智能技術而受到影響，使美國政府和相關機構在一些領域的發展受到限制，錯過一些技術應用和創新的機會，從而對美國自身的科技發展和經濟增長產生不利影響。

總體而言，《禁用敵對人工智能法案》的推出，是美國在科技領域戰略遏制思維的又一體現，其背后反映出的是美國在全球科技競爭中的焦慮與不安。

但科技的發展從來都不是孤立的，人工智能作為一項具有全球影響力的新興技術，其發展需要國際間的合作與交流。該法案或許能在短期內為其帶來一些所謂的“安全”與“優勢”，但從長遠來看，只有通過開放合作，共同推動人工智能技術的健康發展，才能真正實現各國的利益共贏，促進人類社會的進步與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