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1日，《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范區綜合改革試點實施方案（2020-2025年）》（簡稱“《實施方案》”）正式對外發布。一時間，這項被譽為深圳經濟特區建立40周年“大禮包”的文件迅速刷屏。

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注意到，《實施方案》尤其在完善科技創新環境制度方面提出，深圳要優化創新資源配置方式和管理機制。推動完善科研機構管理機制，建立常態化的政企科技創新咨詢制度。實施高層次科技人才定向培養機制等。

40年前，深圳經濟特區橫空出世，引領了經濟騰飛的中國奇跡。40年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范區建設全面鋪開，希冀瞄準全球創新標桿再創輝煌。

作為綜合性國家創新中心，深圳接下來應該如何發揮其作為國家創新體系建設重要力量的核心引擎功能和創新引領作用？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范區，深圳又該如何再為全國全面深化改革充當探路者和排頭兵？

于深圳而言，要完成上述目標并非一件易事。但在受訪專家看來，面對當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深圳作為改革開放先鋒必須闖出一條新路。

第四個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

9月，在國新辦舉辦的一場“介紹廣東省經濟特區發展成就”發布會上，深圳市長陳如桂介紹，深圳形成了以企業為主體、以市場為導向、產學研深度融合的創新體系，構建了“基礎研究+技術攻關+成果產業化+科技金融+人才支撐”的全過程的創新生態鏈。

當前，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蓬勃興起，國際競爭向基礎研究競爭前移。深圳作為產業創新之城，在某些領域已經走到了引領階段，未來產業升級所需的“科學知識”，極大倚賴于自身的基礎研究積累。

一直以來，科技成果產業化是深圳的長項，基礎研究卻是一塊短板。2017年起，深圳開始實施“十大行動計劃”，其中就包括布局十大重大科技基礎設施，設立十大基礎研究機構，組建十大諾貝爾獎科學家實驗室等。

建設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更是成為了深圳加強基礎研究的一劑“強心針”。2019年，《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支持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范區的意見》提出，以深圳為主陣地建設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

今年3月，科技部、發改委、教育部、中科院、自然科學基金委聯合印發《加強“從0到1”基礎研究工作方案》，其中提到，北京、上海、粵港澳科技創新中心和北京懷柔、上海張江、合肥、深圳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應加大基礎研究投入力度，加強基礎研究能力建設。這也是“深圳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的提法，首次出現在國家公開發布的文件中。

在今年的一場《關于支持光明科學城打造世界一流科學城的若干意見》的新聞發布會上，深圳市發展改革委副主任曾堅朋介紹，從“大灣區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到“深圳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充分體現了中央對大灣區尤其是深圳的高看一眼和厚愛三分。

光明科學城正是深圳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的集中承載區。科學城位于光明區東北部，規劃范圍北起深莞邊界，東、南至光明區邊界，西以龍大高速為界，總面積99平方公里，覆蓋了全區156.1平方公里超過60%以上的范圍。

深圳市科創委主任梁永生2018年在一個集中采訪場合向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表示，在深圳能拿出這么大的地塊，可能將是絕無僅有的。

在99平方公里的范圍內，核心區域是裝置集聚區，包括大科學裝置集群、科教融合集群和科技創新集群。其中，科教融合集群引入解析與腦模擬、合成生物研究、材料基因組、精準醫學影像等重大科技基礎設施以及深圳灣實驗室等，中山大學深圳校區已經在今年9月迎來了首批師生，中科院系統的第四所大學——中科院深圳理工大學也正在籌建當中。

光明區區長劉勝曾介紹，光明科學城既做基礎研究，也做應用基礎研究，但是相對偏重于應用基礎研究，主攻方向比較明確，利用其成果可在較短時間內解決產業應用的應用基礎研究，也就是要致力于解決制約我們發展的“卡脖子”技術。

中國科學院深圳先進技術研究院院長樊建平表示，大力發展新型科研機構和一流的研究型大學，培育“知識市場”，將是深圳建設國際科創中心的關鍵。

無論是建設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還是成為現代化國際化創新型城市，深圳離不開粵港澳大灣區整體的依托。

在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原副秘書長范恒山看來，作為粵港澳大灣區的核心引擎之一，深圳要想在科技創新方面有所突破，不能單打獨斗，需要推動各類創新資源和要素協同聯動，形成區域最強的創新能力。

“粵港澳科技實力雄厚，關鍵要解決各自為戰、不僅形不成合力還相互競爭的問題。”范恒山表示，論及高校數量，粵港澳大灣區排全國前列，包括中山大學、華南理工大學在全國甚至世界上均有較大影響力。

他認為，衡量一個地區的科技創新能力，不能看數量，而要看不同創新資源間的協同能力。深圳未來要依靠共建合作平臺、共創科技走廊等路徑，在科技創新領域實現最高水準的攻艱克難。

實際上，深圳在與東莞、廣州等城市創新資源聯動方面頗具代表性。以深圳光明與東莞松山湖舉例，兩區域地理位置毗鄰，因此在推動創新資源和要素協同聯動方面探索出了一條新路。

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注意到，橫跨兩地的光明科學城—松山湖科學城片區正在緊張建設當中，多個世界級的大科學裝置與科研平臺相繼布局，莞深協同發展已經從產業協作提升至源頭創新的層級。

以松山湖科學城為例，作為粵港澳大灣區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先行啟動區的主體，光明科學城—松山湖科學城片區已經集聚了一批重大設施平臺、省實驗室、新型研發機構、高水平創新研究院等創新資源。

包括中國散裂中子源、4所高校和30多家新型研發機構集聚于此，該區域還在加緊建設松山湖材料實驗室、南方光源研究測試平臺、香港城市大學（東莞）等大裝置大平臺。而受益于此，松山湖科學城吸引了包括華為在內的一大批科技龍頭企業。

除此之外，松山湖科學城還“磁 吸”了一大批工程師、技術工人等科技型、應用型人才，各類人才總量近10萬人，已經充分具備參與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建設的實力。

在中山大學嶺南學院經濟學系教授林江看來，創新資源和要素的協同聯動，最大的作用在于加快補齊粵港澳大灣區的基礎研究短板，解決科技創新“從0到1”的問題，為解決“卡脖子”技術奠定基礎。

推動更高水平深港合作

在深圳的科技創新聯動中，香港是一個尤其重要的合作伙伴。上述《實施方案》在“指導思想”中專門提到，推動更高水平深港合作。

前海是深圳踐行深港合作的重要平臺之一。今年是深圳經濟特區建立40周年，也是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成立10周年。在前海，有一系列為香港企業打造的前海深港青年夢工場、前海深港創新中心、前海設計創意產業園、前海深港基金小鎮等深港合作平臺。其中，前海深港青年夢工場已累計孵化港澳臺及國際青年創業團隊227家。

入駐夢工場的隨身寶科技公司創始人郭瑋強是土生土長的香港人，碩士畢業于香港科技大學，對于為何選擇在深圳創業，他曾向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專門提到深圳的產業鏈和科技配套優勢，郭瑋強說，深圳不算中國最便宜的地方，但在配套速度和成本之間可以達到一個良好的平衡。

大疆創始人汪滔就是深港兩邊各自發揮所長的一個典型案例，汪滔畢業于香港科技大學，充分利用香港科技創新的優勢，并且讓創新在深圳開花結果。

除了前海，深圳又有了一塊深港科技合作高地——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俗稱“河套”地區。合作區深圳園區大約3平方公里，原本是一個高度建成區，經過了土地整備、空間騰挪、配套升級、產業導入等，已經由科研創新“零基礎”的區域變身為科創聚集地，目前，深圳園區已經落地及正在引進的項目達到了100多個，其中不乏來自于香港高校的前沿科技項目。

深圳福田區區長黃偉在不久前介紹，合作區深圳園區從原來無地可用，變成現在地等項目。合作區乃至福田區科研創新實力、基礎都有了一個翻天覆地的重大變化。

深圳原副市長、哈爾濱工業大學（深圳）經管學院教授唐杰向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表示，按照福田區每平方公里容納5萬就業人口計算，河套地區深港兩邊加起來約4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至少可容納20萬就業人口，加之周邊市鎮加速建設，或能解決30萬-40萬人就業，從而帶動香港的經濟轉型。

“深圳經濟規模達到如今的體量，已經足以對香港產生一定的支撐作用。”唐杰表示。

繼續發揮民營企業的積極性

當前中央多次重申，要加快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深圳如何在“雙循環”新發展格局中破解關鍵技術“卡脖子”問題？

北京大學校務委員會副主任，北京大學匯豐商學院院長海聞表示，過去供給側改革能夠在去產能方面取得成功，是因為政府在主導，而在補短板方面，完全靠政府主導是不行的。

“必須要繼續發揮好企業尤其是民營企業的作用。”海聞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深圳的創新恰恰靠的是發揮民營企業的作用，發揮企業的創新能力和創新積極性。

深圳當前商事主體數量超過300萬家，4.2%的研發投入占比達到世界先進水平，數百萬企業形成了“6個90%”的獨特創新現象。

數據顯示，深圳90%以上的創新型企業是本土企業、90%以上的研發機構設立在企業、90%以上的研發人員集中在企業、90%以上的研發資金來源于企業、90%以上的職務發明專利出自企業、90%以上的重大科技項目發明專利來源于龍頭企業。

如此氛圍下，加之不斷完善的全過程創新生態鏈，深圳孕育出一大批全球矚目的科創明星：騰訊、華為、大疆創新、奧比中光等在破解關鍵“卡脖子”技術方面，脫穎而出。

今年疫情期間，騰訊人工智能醫療新技術同樣發揮了重要作用，大大縮短了診斷時間。“騰訊覓影”完成新冠病毒患者CT檢查AI判定的速度僅為 2 秒鐘，而按照一次胸部 CT 產生300張影像計算，醫生肉眼閱片將耗費5-15分鐘。

在林江看來，正是因為深圳在尊重企業的創新主體地位方面頗為突出，才帶來了全球“創新之都”的地位。接下來，深圳要繼續發揮民營企業的積極性，持續深化市場化改革，爭取在構建“雙循環”新發展格局中實現先行示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