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新國際博覽中心的入口處，大量撐著傘、背著雙肩包的“半導體人”步履匆匆地涌入館內。已連續10年成為全球最大半導體盛會的SEMICON China（中國國際半導體展覽會）迎來了比預想中還要多的人流。

3月20日，SEMICON China閉幕后，SEMI（國際半導體產業協會）中國市場總監姚剛告訴第一財經記者，今年SEMICON China在參展規模和觀眾人數上，均遠超2020年，并可能超過疫情前的2019年。

他還表示，趕SEMICON（國際半導體展覽會）的場子，來SEMICON China打卡，已經成為了半導體人的一種時尚、一種存在、一種身份。

這場被人們戲稱熱度不輸China Joy的半導體盛會背后，是疫情和貿易摩擦之下，全球經濟衰退而半導體行業的發展卻好過預期的強勁增勢，以及中國在全球市場地位的改變。

熱情背后是中國的行業生態

2020年，數字化應用的加速，推動半導體全行業實現了7%~8%的高增長。不管是電子器件、集成電路、資本支出，還是半導體設備銷售，均高于此前預測。

SEMI的數據顯示，2020年全球半導體設備市場增長18%，中國半導體設備市場增長39.3%，首次成為全球最大的半導體設備市場；2020年全球半導體材料市場增長4.9%，中國半導體材料市場增長12%，成為全球第二大半導體材料市場。

親歷了11屆SEMICON China的姚剛，見證著中國半導體生態的變化：“中國經濟構建的新發展格局、保持中國經濟活力的新基建、人們轉向線上生活等等的一切，讓芯片平凡到如同柴米油鹽，成為人們日常生活的必需品。”

同時，在全球疫情的背景下，海外產能無法全部釋放，讓流片封測集中到了中國，而以華為為代表的中國企業也紛紛轉向了國內的芯片供應商，這些都讓中國芯片制造的責任越來越大。

姚剛提出，半導體是個重資產的行當，但目前中國半導體投資比重大致為：IC設計占70%，IC制造和設備材料僅各占15%。

他表示，長期以來，芯片是中國進口額最大的單列產品。在國際環境以及“國產替代、自主可控”的氛圍下，芯片在中國引發了投資熱潮。數據顯示，僅2020年第三季度，就有1.3萬家企業在工商注冊信息中，把業務范圍擴展到了集成電路。

然而，國產替代絕非僅靠封閉的國內循環就能實現，為國內的半導體行業提供一個更加開放的技術交流平臺，從而更好地融入全球產業生態鏈，是這類峰會的初心，也是它們受到中國半導體人追捧的重要原因。

中國半導體行業協會理事長周子學表示，當前芯片短缺“史無前例”，半導體產業是高度國際化的，只有不斷強化半導體產業的開放、合作、創新和共同發展，才能緩解這種局面。

中國電子商會會長王寧認為，我國雖然是全球最大的電子產品制造基地，同時也是全球半導體消費的巨大市場，但是我們每年仍然需要進口大量的集成電路和半導體制造設備。隨著中國電子信息產業的迅猛發展，中國的半導體需求將進一步擴大，如何進一步促進半導體行業、半導體技術和設備的發展就顯得尤為重要。

因此，他提出，中國半導體產業和國際半導體產業進行技術和貿易交流合作是世界發展的主要趨勢，中國的龐大市場也為國外半導體企業提供了巨大的發展空間。

外企高管親自訪華參會

出于對中國市場的高度重視，全球領先的科技集團賀利氏董事會成員施蒂茨（Frank Stietz）2月中旬專程從德國來到了中國，開啟了全球疫情下的第一次跨國旅行，其中一站就包括在上海舉行的SEMICON China。

3月17日，施蒂茨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專訪時表示，中國的防疫、經濟和市場的復蘇，比自己預想的還要好，“一切看起來都很正常，這和歐洲很不一樣”。與此同時，賀利氏在中國這一全球唯一實現正增長的主要經濟體中也收獲頗豐，整體的業務實現雙位數增長，半導體相關的電子業務相當活躍，這也讓中國業務在集團全球的占比進一步提升了幾個百分點。

據介紹，賀利氏在中國的電子業務主要分為兩個板塊——集成電路的封裝和電力電子業務，前者是為半導體行業的封裝供應材料，后者則為電動汽車市場提供材料。作為賀利氏最重要的市場之一，中國市場貢獻了賀利氏電子業務全球營收的四成左右。

今年3月10日，賀利氏還宣布通過擴大與初創企業的合作，來拓寬其在中國的開放式創新渠道。

“中國正在引領著新材料和先進制造領域的創新，也將在全球市場上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這是我們持續加強‘在中國、為中國’的本土化戰略的動力所在，也是關鍵。”施蒂茨告訴第一財經，從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在中國賣產品，到后來大規模建立基地、把生產制造放在中國，目前公司正加速把創新和研發環節放在中國，接下來還將在中國做更多方面的投入。

2018年，賀利氏電子業務領域在上海成立了創新中心。施蒂茨表示，這一創新中心每年都在持續新增研發人員以及數百萬元的設備投入，與產業鏈上的客戶合作良好，并在近幾個月陸續啟動了與上海交通大學和復旦大學的產學研合作項目。

“疫情對于集團推動與高校的合作上并沒有什么影響。”賀利氏電子中國區研發總監張靖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和企業更偏向應用端的產品開發不同，高校更偏向基礎研究，在有些設備上也比企業更先進或完善。因此不僅可以幫企業做測試，還可以通過產學研三方的合作，共同解決客戶的問題，并為企業培養更加匹配的人才，以緩解招工挑戰。

除了上海的創新中心，賀利氏在南京江北新材料科技園投資1.2億美元（約合人民幣8億元）新建的貴金屬工廠也已投產2年多。此前，賀利氏在上海閔行，江蘇太倉、常熟，山東招遠，遼寧沈陽等地設有公司。走訪這些公司，和當地政府會談，拓展業務的更多發展機會，也都將成為施蒂茨此次克服疫情挑戰、跨國訪華的重要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