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美國聯邦上訴法院受理大疆創新的上訴請求，后者要求撤銷美國戰爭部將其列入“中國軍工企業”清單(CMC清單)的認定。這場始于2022年的爭議，歷經三年行政溝通、司法訴訟與一審判決，已成為中美科技領域司法交鋒的典型案例，折射出全球產業鏈中技術界定與政治干預的矛盾。

事件起點是2022年美國國防部的單邊行動：在未告知理由、未提供證據的情況下，將主營消費級、商業級無人機的大疆納入CMC清單。該清單以“國家安全”為名義實施產業限制，一旦列入，企業將被貼上“軍工關聯”標簽，直接沖擊市場信用與國際合作，對專注民用市場的大疆構成根本性利益損害。

此后兩年，大疆嘗試通過合法途徑化解爭議：委托法律顧問溝通、提交企業資質材料證明非軍工屬性，并于2023年7月依據美國《行政程序法》提交除名請愿書。但美國國防部始終無實質回應，2024年1月更新清單仍保留大疆名稱。同年10月，大疆被迫向美國哥倫比亞特區地區法院起訴，主張國防部行政決定違法。

2025年9月的一審判決存在明顯邏輯矛盾：既認定國防部“核心指控缺乏充分證據”，又以大疆擁有“國家企業技術中心”資質、產品具“兩用技術”為由，維持列名決定。這一判決遭質疑 —— 技術研發資質與軍工屬性無必然關聯，“兩用技術” 是高科技產品共性，以此列名缺乏法律合理性。

基于此，大疆啟動上訴，從多維度論證：一是通過股權、治理及研發數據，證明無軍方關聯、未涉足軍用無人機，民用產品與軍用裝備技術差異顯著；二是指出國防部調查報告存在“身份混淆、信息陳舊”等缺陷，違反證據規則；三是以美國聯邦機構及第三方檢測報告為證，反駁“國家安全威脅”指控；四是明確“國家企業技術中心”僅代表研發能力，且公司有技術管控體系，“兩用技術”不能作為列名依據。

反觀美國國防部，其邏輯始終遵循“國家安全推定”，將中國高科技企業與軍工屬性無根據綁定，被指是貿易保護主義的體現，違背國際經貿規則。

案件已產生多維度影響：對大疆，列名導致美國政府采購受阻、合作終止、聲譽受損，上訴是維護權益的必要之舉；對美國市場，大疆商用無人機占有率超50%、執法應急領域達 90%-92%，國會擬立法限制卻面臨“無替代產品”困境，2018年軍方曾因無替代品恢復采購大疆便是例證；從全球格局看，中國外交部指出，此類單邊做法破壞科技合作、擾亂產業鏈，最終將損害美國自身利益。

中美同類案件對比：相似困局與差異化博弈

大疆案并非孤例，近年來小米、禾賽科技等中國科技企業均曾因被列入美國各類“涉軍清單”發起訴訟，這些案件共同勾勒出美國以“國家安全”為名實施產業打壓的典型路徑，同時也展現出不同企業在司法博弈中的差異化策略與結果。

• 列名依據的模糊性：美國國防部的列單標準均呈現 “泛安全化” 傾向。2021年小米被列入清單時，理由僅為“CEO獲官方榮譽”“投資5G與AI技術”；中微電子被列名則源于 “獲制造業單項冠軍產品獎項”；而大疆與2024年涉訴的禾賽科技，均因“技術具兩用性”被貼上標簽。這些理由均回避了“企業是否受軍方控制、是否從事軍工生產”的核心定義，實質是以主觀推測替代客觀證據。

• 行政救濟的無效性：所有企業均先嘗試通過行政途徑化解爭議，但均遭遇“溝通無門”。大疆連續兩年提交材料、申請除名未果，小米、禾賽科技的申訴也未獲實質性回應。這暴露出美國清單制度的“程序空轉”—— 申訴通道形式化，企業被迫走向司法程序。

• 維權策略的同質性：涉案企業均選擇起訴至美國哥倫比亞特區地區法院（因聯邦行政機構總部在此，判決具直接約束力），核心訴由高度一致：國防部列名超出法定權限、缺乏證據支撐、違反《行政程序法》正當程序要求。

目前，聯邦上訴法院尚未確定審理日程，但本案判決將成為衡量“政治干預與司法獨立”、“國家安全邊界”的重要判例。在逆全球化背景下，其結果不僅關乎大疆的聲譽與利益，更將為全球高科技企業跨國經營提供法律指引 —— 企業發展應遵循技術與市場規律，還是屈從非經濟因素干預，亟待司法公正裁決。

責編：Lefeng.shao